最新消息丨新三届学友黄帅去世, 曾被封"革命小闯将”

新三届 2022-05-22

最新消息

新三届学友，文革后期“反潮流“事件主角黄帅女士，因患癌症于2017年12月10日17:20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，终年57岁。

原中关村一小黄帅的同班同学证实，他们的同学、刘源张院士的女儿，10日晚间陪伴黄帅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曾被《人民日报》肯定为“革命小闯将”的黄帅，是文革时代的一个符号性人物。1973年底，13岁的黄帅在中关村第一小学上五年级，因为写日记与班主任老师发生冲突。在父辈的支持和左翼势力的利用下，酿成轰动一时的“小学生日记事件”。

知情人士披露：黄帅父亲对孩子期望值很高，望女成凤，黄帅小时候被逼着学游泳，就承受过很大压力。“反潮流”事件中，其父也是背后的操盘手，在后面鼓动女儿向前冲，结果孩子成了牺牲品。

黄帅自幼学习成绩很好，1979年高考后，因为当时的身份敏感，据说是得到中央领导人特批，才进入北京工业大学读书。黄帅毕业后曾留学日本，回国后在北工大出版社工作。

2006年旧文重读

黄帅：

平静忆当年，淡然说“心事”

“黄帅”这个名字很多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。30多年前那场全国皆知的“小学生事件”后，黄帅几经人生风雨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2006年，她出版了一本散文集《黄帅心语》，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。

眼前的黄帅，外表普通。曾经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，就像许许多多已经做了母亲的中年知识女性一样，礼貌而温和。

黄帅好像已经习惯于人们的惊讶。她说，朋友们曾用十六个字来形容现在的她：“直直的笑，淡淡的愁，高高的心，低低的调。”

写日记不懈的爱好

《黄帅心语》是从黄帅上世纪80年代末留学日本时写起的，笔墨所及，大多是她在“小学生事件”后的点滴经历。自1998年从日本回国后，黄帅成为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。她说：“这本书不是自传，不是揭秘事件始末，只是这些年的一些感悟。”

黄帅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从小至今，她的日记估计达到几百万字，然而存留至今的并不多，因为日记曾经惹来大祸。念大学时，有一次妈妈发现她仍在写日记，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，恳求她把日记烧掉，永远不要再写文章,好像女儿一动笔就会酝酿灾难。在母亲的泪水下，她只得含泪焚化了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。

直到后来留学日本，她才重新拿起写日记的笔，再次记录自己的心绪。她给日本的一些华人报纸写稿，当年在主持《天涯孤旅》栏目时，大约有5个月的时间，她一直坚持每星期给《北京青年报》写稿，这些日记和文章现在组成了《黄帅心语》约一半的内容。此外，书中还有她陆续写下的对于母爱、友情和人生的各种感悟。

考大学人生现转折

1979年，黄帅从北京大学附中高中毕业，在填高考志愿时，她一口气写下4个选择都是北京工业大学。黄帅解释说，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能留在北京，因为当时父母的问题还没解决，而她的身心状态又不佳，不敢也不愿一个人远离父母。

黄帅对北京工业大学是充满感激之情的，因为在大学期间，过去的阴影渐渐远去，她享受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的快乐。

1984年9月，黄帅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。两年后，她加入了留学队伍。1993年，黄帅获得东京大学“学术硕士”学位，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。在日本呆了10年，黄帅一直有回国的想法。有一次，她回国和母校的出版社社长长谈了一次，社长说我们现在缺编辑你能来吗？于是，黄帅很快就收拾好行李，回了国。

说家庭笑声特别爽

黄帅的先生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山东人。她描述他时说：“他的性格和我截然不同，我太细腻了，而他比较粗放豪爽。”她说，当初和先生认识时，当他知道黄帅就是那个小学生时，并没有太惊讶：“他说，看不出你哪有名啊！”

在日本时，黄帅度过了一段平静生活，特别是生下孩子后，做了两年“全职太太”。在书中她提到这样的细节：晒被子时，总是让丈夫的被褥彻底摊开，自己的被子缩在一角，她的心理逻辑是“阳光温暖了丈夫便是温暖了我”。暑假带儿子去看海，儿子嬉戏，她看儿子，“因为儿子在海里，所以也就看了海”。

今年孩子10岁了，黄帅说，还没有很认真地想过哪一天，或以什么方式告诉孩子这一段历史。“他现在还不太懂，反正书也在，我也会继续写下去，到哪一天他愿意看，或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再说。”黄帅说到孩子时，脸上放着幸福的光芒，笑声也特别爽朗。

过日子中年心悠悠

黄帅说，《黄帅心语》出版后，她给远在加拿大的妹妹也寄了一本。由于共同走过那段艰难岁月，黄帅与妹妹的感情特别深厚。她说，“我们姐妹都远离了风雨飘摇的日子，都走出了阴影，在阳光下灿烂起来。”

现在的黄帅，闲暇时喜欢看中央十套的科教节目，每周末回娘家看望父母，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。“人到中年，我的心愿就是悠悠度日，希望自己的心灵有余量可以欣赏到周围美好的一切，而不要穿上红舞鞋，永远在旋转。”

小学生事件：

自己痛,时代痛,别人也痛

1973年，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。1973年9月7日，她在日记里写道：“今天，××没有遵守课堂纪律，做了些小动作，老师把他叫到前面，说：‘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。’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，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，说话多注意些……”

黄帅的班主任齐鸿儒老师看了这篇日记后认为，黄帅“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，降低老师的威信”。于是，接下来两个多月，老师号召同学“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，要和她划清界限”。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后，单纯的黄帅效仿当时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学生的做法，给报社写了一封信，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。

没想到，这封信迎合了当时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“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”、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的典型的需要，黄帅这封600字左右的信得到了这样的批复：“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，这是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的大事。”按照“指示”，报社把日记作了摘编，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。12月28日，中央媒体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。

几天之内，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“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”，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“破师道尊严”、“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”、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的活动，有的地方还树立了本地黄帅式反潮流人物。
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事件迅速发生变化，报纸上开始用粗黑大字批判“一个小学生”。黄帅说，整个青少年时期，对她来说，最大的感受就是痛，“自己痛，时代痛，别人也痛。”

30多年前因日记惹风波

“小学生”黄帅的冷暖人生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还有多少人仍记得黄帅这个名字？最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一本名为《黄帅心语》的散文集，让这位三十多年前在全国赫赫有名的“小学生”再次进入公众视野。

在北京工业大学的一间办公室内，坐在记者对面的黄帅已是人到中年，但看上去显得很年轻，一身素雅的蓝色连衣裙，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，温文尔雅，未语三分笑，气质中全然没有历史大风浪的痕迹。

三十多年来，黄帅一直远离媒体。“长大以后，我一直惧怕记者，怕他们编故事，怕他们把简简单单的事情描绘得五彩缤纷的，让世人都花了眼。”今天，时过境迁，她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记者，讲述自己的冷暖人生，她说，“希望大家看到原生态的我。”

一九七三年冬天，在北京市中关村小学读五年级的黄帅，与班主任发生了一点矛盾，这原本是一个很平常的“教室内的风波”。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很多事情都按照诡异的逻辑发展，黄帅的日记和来信被各大报纸刊载，她一夜之间被树立成“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”，接着便是一场席卷全国的“教育革命”。这就是“文革”后期的“小学生事件”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黄帅回忆起这些往事仍不胜唏嘘。“那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。师生之间的分歧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，没想到竟会卷入到这么一个惊心动魄的漩涡当中。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一场梦，那是一代人的痛苦，是整个时代的痛苦。”

一九七九年，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：“黄帅考取北京工业大学”。五年后，《解放日报》报道：“黄帅获得工学学士学位”。此后，人们很少再听到她的消息。

通过《黄帅心语》，我们了解到，一九八四年大学毕业后，黄帅被分配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。四年后，她赴日本留学，在东京大学取得硕士学位，一九九八年回国，至今一直在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工作。她育有一子，今年十岁。

见到黄帅前，记者想当然地以为，经历过那样一场风波的她，一定对那个年代的事情有自己独到、深刻的理解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“以前很多朋友跟我聊天都习惯往政治、历史上靠，但我对这些问题真是没有一点研究，自己从小的兴趣点就不在这里。”黄帅说，在日本的时候，一个来自大连的作家曾这样评价她：“你普通得令人心痛。”

黄帅一直都认为自己只是个普通人，但她也知道，经过风雨洗礼的人与常人还是会有些不同，比如待人接物的态度。“因为自己的心灵有过痛，而且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这种痛有过特别深的体验，所以就非常懂得如何规避给别人带来伤害，变得比较善解人意。”

黄帅的人生轨迹，绕不开她喜欢写日记的习惯。小学时，这个习惯曾使她家喻户晓，也带给她灾难。上大学后，她母亲曾跪在地上求她不要再写日记。父母认为文字会惹祸，所以坚持不让她学文科。

黄帅文笔细腻，文章节奏舒缓。尽管她知道那种动荡的岁月已经过去，但她仍向母亲保证只写远离风浪的闲适小品。“因为妈妈的，我的，还有一代人的创伤毕竟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。”

谈到出版《黄帅心语》的初衷，她说，以前曾经非常渴望得到大家的理解，希望对一些历史细节进行澄清，但现在出这本书的动因不是这样，并不是刻意要说明什么，只是愿意向人们敞开心扉，说说自己这些年的心路历程。

在这本书的前言里，黄帅说：我被涂上的五颜六色怕是一生也洗不去。带着这样的一身色彩，有人说我是青面獠牙的怪物，有人说我是被风潮愚弄了的无辜……我究竟是谁？我是卑微？我是高尚？我应该是那不曾被评判过的我。有人觉得我身上的色彩很刺目，也有人觉得我身上的色彩很耀眼，我自己则始终觉得这身色彩很沉重。

但她相信，沉重的岁月已经过去，今后的日子会洒满阳光。

《黄帅心语》

——历史沉默三十年后的回响

三十多年前，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曾被卷入一场席卷全国教育界的时代旋涡，史称“小学生事件”。

“小学生事件”早已有了正确的历史结论。时隔三十载，当年走在风口浪尖上的小学生也早已步入不惑之年。如今她心怀感恩，用细腻的笔、深切的情，平和的心，将自己在风雨沧桑后的生活片断与心路点滴捧献出来。——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倾情出版的散文集《黄帅心语》。

本书是作者沉默了三十余年后的首度系统亮相。全书共分四集。“东渡扶桑”篇诉说着当“年轻时的腿爱跑路，年轻时的心爱漫游，年轻时的眼爱看潮，年轻时的血爱奔流”的时候，一个莘莘学子远离祖国的游子情怀。“母爱呢喃”篇倾诉着当“生命中又嵌套着一个生命是啥滋味。”“友情一札”篇宣泄着当“宇宙深处并没有声音在和你对话”的时候，友情支撑的不可替代。而“轻声‘帅’语”篇记录了“叠印在人生经历上产生的”，饱满的人生感悟。

《黄帅心语》将真情与诗意的感动，带给在巨变时代的潮流中涌动的人海，体验历史的大背景要我们承载的磨难与坎坷，品尝生活的小细微要我们承受的挫折与失落，回味岁月的风霜雨雪赋予我们的悲伤与欢笑，享受生命的奇迹赐予我们的深情与炽爱……让我们在回望历史的同时，关照今天，关照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。

黄帅被指“四人帮爪牙”

文革后差点不能上大学

已步入中年的黄帅时常牵挂着年事已高的父母。她每周都要回去看望父母。有时她还会把正在编辑的书稿随身带着，在父母那儿同二老呆上一两天。她常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。有时老人家太累了，黄帅就依偎在父亲身边，读给他听。父女俩边品味文章，边交流思想，天伦之乐，弥足珍贵。

黄帅的“故事”发生在1973年底。那本来是小学生时代一件很平常的小事。

黄帅那年12岁，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上学。班主任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语文课讲得极好。他让全班同学都认真写日记。要求有两点：一要写心里话，二不能有错别字。黄帅就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。9月7日，她写了这么一篇日记：“今天，××没有遵守课堂纪律，做了些小动作，老师把他叫到前面，说：‘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。’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，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，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。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，耐心帮助较少，拍桌子，瞪眼睛，能解决思想问题吗？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，说话多注意些……”

当黄帅把日记交给班主任时，情况出乎小黄帅的意外。老师看了这篇日记后说“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，降低老师的威信”。接下来两个多月，老师号召同学“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，不要跟着她跑，要和她划清界线”。

在无奈的情况下，黄帅就提笔给《北京日报》写了一封600字左右的信。她说：“……我是红小兵，热爱党和毛主席，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，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。最近许多天，我吃不下饭，晚上做梦惊哭，但是，我没有被压服，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。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？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‘师道尊严’奴役下的奴隶吗？”

信寄出去后，《北京日报》要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公开发表。黄帅一听吓坏了。虽然她年纪小，但她也能判断出，这些东西登在报纸上，事情可就闹大了。她写信的唯一目的，是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，好让她能安心上学。

谁知，1974年12月12日《北京日报》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后，12月2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，还加了编者按。当天早晨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重要报道。于是，全国各地的报纸也都纷纷转载。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“破师道尊严”、“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”、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的活动。有的地方也树立了本地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。一些学校出现了干部管不了、教师教不了、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。几天之内，黄帅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“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”。

1976年10月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。黄帅那年16岁，正上初三。她也同全国人民一样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行，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。

谁知，欢庆胜利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散去，人们就对她投来了异样的目光。有人叫她“四人帮”的“小爪牙”。很快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谣言四起。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，经常遭欺负。正常的学习、生活、身心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，不让回家……后来，她爸爸又被逮捕，投入监狱，同时被开除党籍，开除公职。妈妈精神不支，加上严重贫血，黄帅经常看到妈妈昏倒在地。很长一段时间，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，带着9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。

1979年1月，黄帅以优异的成绩，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颁发的高中毕业证书。1979年，她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。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：“黄帅考了320分，不录取，小孩子犯错误，能让她自己负责吗？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。黄帅如吸取教训，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。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，就很了不起。”1979年9月5日，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，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。

但父亲的问题仍压在黄帅的心头。黄帅的父亲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。假如没有“黄帅事件”，黄帅的父亲本可以像中国科学院的其他专家一样从容搞科研，过正常人的生活。而今父亲的处境是：敌我矛盾，开除党籍，开除公职，劳动改造。黄帅总觉得对不住双亲，特别是父亲。

黄帅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心为平反父亲的案子奔走呼号。1981年1月1日，黄帅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。没过多久，耀邦同志就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，请中纪委负责查办。1981年3月，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找黄帅和她父亲谈话，并派出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的始末作了调查。同年，黄帅父亲得到平反。

1984年9月，黄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被分配到了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。两年后，她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。1993年3月，黄帅获得东京大学“学术硕士”学位，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。1996年冬，她生了一个儿子，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，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。1998年12月，黄帅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、工作，回到祖国。她带着对母校的深深怀恋来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。（王灵书）

文革小学生日记引发大事件

在那个荒唐的年代，当“进步”与“反动”两股政治力量激烈较量之时，一些小人物也被裹挟进风口浪尖，即使小学生也不能幸免。

1974年，陷入文革中的中国，学校已经开始复课，好的转机开始了。

但与此同时，“四人帮”也在加紧抢班夺权。“进步”与“反动”两股力量进入激烈交锋的时刻。

黄帅：浑身发抖的小闯将

1974年12月12日，《北京日报》刊登了12岁小学生黄帅批判“师道尊严”的“来信和日记摘抄”，12月2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受姚文元指令头版头条全文转载，还加了编者按，赞扬黄帅是“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”。

这下子，刚刚复课的学校又像开了锅，老师再次成了被打击对象，小学生们连夜写的大字报糊满墙，好好学习的孩子都被叫做“小绵羊”。短短几个月，仅北京地区打碎的学校玻璃就有20多万平方米。

但被捧红的黄帅，其实吓坏了。

当初，她在日记里给老师提意见，本想得到表扬，不想却被老师粗暴批评。后来她给报社写信，不过是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之间的师生矛盾，不想他们却要走了她的日记。一天，一辆吉普车，把她带到一男一女两个穿军装的人面前。他们围着她转了两圈，黄帅当时正生病，浑身发抖，男的回头对女的说:“不像个小闯将。”后来她才知道，他们是文革中的两位大红人迟群和谢静宜。

后来的日子，黄帅做过报告，老师帮她写过稿子，上过新闻简报，参加过国宴……凡是沾边的人都说黄帅是他们培养的“反潮流英雄”，有一些人还为此升了官。但在河南五七干校里的妈妈却心焦不已，一个12岁的孩子怎么会反潮流呢？

王亚卓：雪纷纷的1974

黄帅的来信被媒体抛出之后，很多人怀疑这个“典型”的真实性，北京内燃机厂的一位老工人给黄帅写信，要她“好好想想把你捧红的人都是什么玩意儿？为什么拿小学生做文章？为什么借题发挥？”

“四人帮”为此抓狂，却不敢将此信发表搞批判。他们后来制造了“王亚卓事件”来泄愤。

王亚卓，是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三位知青，他们用这个名字一起给黄帅写过一封信。

1974年1月14日晚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处报道员邢卓和兵团新闻干事王文尧、电影放映员恩亚立，一起聊起各自回家的见闻，聊到学校如何被砸了个乱七八糟，“革命小将”们如何往老师椅子上抹粪，王文尧的父母和姐姐都是教员，对此尤为激愤。

“我们跟她辩论，要不，她还以为自己多正确呢。”三个青年决定给黄帅写信，义愤填膺下，他们并没想到这其中还有什么政治斗争的玄机，在这个偏远地区的平静的夜晚，他们只想告诉黄帅，“你错了”。

不久，王亚卓们收到黄帅的亲笔回信，黄帅说“我年纪小，不成熟，很多问题不明白，想和你们继续讨论。”他们觉得她态度不错，还想给她继续写信。

然而，几天后的2月11日，邢卓突然在广播里听到了《黄帅致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》，信中说：“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，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，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……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多么相似!……”

这篇署名“黄帅”的公开信，因为太过深奥，黄帅本人几乎都读不下来。

这封信曾经过“四人帮”审阅。姚文元亲笔对《人民日报》批示道：“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，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，写得也有力，即送洪文、春桥、江青同志审批。”江青批字：“我改了标题。建议版面排得突出些，生动活泼些。妥否，请酌。”

王亚卓们的厄运来了。工作组要求三人对自己的“反动观点”作深刻检查，还说，“《人民日报》给你们留着版面，随时欢迎你们反戈一击回到革命队伍中来。”但王亚卓始终不肯低头认错，写那份“反戈一击”的检查。他们被关、打、饿，分别被流放，直到1977年12月24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题为《揭穿“王亚卓事件”冤案》的文章，才被平反。

人民日报：“捂盖子”和“揭盖子”

黄帅事件的真相大白，是在文革结束1年零8个月以后。1978年6月，《人民日报》登载《揭穿一个政治骗局》一文，将四人帮如何参与黄帅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。

据《人民日报》原总编辑李庄回忆，文革后北京新闻界有两个名词：“捂盖子”“揭盖子”。前者是把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和他们干的坏事紧紧捂住，后者是把他们死死捂住的人、事揭开。

1978年7月，《人民日报》收到一封读者来信，署名杨西岩。这封题为《捂盖子的是谁》的来信说：“编辑部能不能也对小学生日记事件来一个调查，使我们这些蒙在鼓里的群众能明白底细，解开心头的疙瘩呢？”

李庄下决心发表这封信，同时也作好了下岗的打算。不出所料，上面批评马上来了，指责他们犯了严重错误。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严重错误，又说不出。

这叫人怎么检讨？以空洞对空洞。李庄回电话说，在编辑工作中考虑不周，犯了处理不当的错误，今后一定注意改正。出乎他们的预料，上面再也没有追究，糊里糊涂划了句号。这次似重实轻的批评迅速传遍京城。许多电话打到报社，“祝贺你们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”。

信的作者杨西岩，原来是北京西城区党校的负责人。他明知这样做会惹怒某些领导，却在写完信后，在办公室里给大家念了一遍，署上真实姓名、联系地址，寄了出去。《人民日报》登载这封群众来信后，他被下放到了粉子胡同居委会。

当事人今昔

齐鸿儒老师——就是当年第一个被黄帅批的那个小学老师，当年批改黄帅日记时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，现在已67岁，几年前从史家胡同小学退休。齐鸿儒说，“这么多年来，有关黄帅的事情，除非不得不说，否则我一概拒绝开口。毕竟已经过去了。”

当年在“认错”后，他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，但在学生中因此有了“气葫芦”或“气糊涂”之称。不过，他此后不再教语文，而是改教数学和计算机了。

黄帅考上大学的那一年，她曾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看过齐鸿儒，师生们一起到颐和园划船玩了一整天。两人见面后，都没有再提及往事。

王文尧，在黄帅公开信发表的那天，他正在家中休假。收到团里加急电报后，即赶往内蒙，一到目的地就被工作组用专车拉到团里隔离起来。此后是长达一年多的批判、劳改生活。

1977年，全国恢复高考，王文尧以优异成绩进入内蒙古大学，就读中文系。4年后，又以优异成绩毕业，分配到北京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至今。他对往事讳莫如深，不但不见记者，甚至不见老战友。

恩亚立，在“王亚卓”事件发生后，相恋数年的女友因种种压力与其分手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恩亚立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1979年，恩亚立与后来的女友一同调回北京，恩在北京中国书店供职并任经理。其妻温良贤惠，家庭生活十分和美。

邢卓，是以“王亚卓”名义写文章的执笔人。他的妹妹和黄帅同岁，听说哥哥成了“反革命”，精神受了极大刺激，突然发病昏迷不醒，住院18天就死了。母亲原本有病，受了这个刺激不久也离开人世。

1976年邢卓办理“困退”回保定，在一所中学代课，现为保定专业作家。1991年，他以一部长篇小说《雪纷纷》讲述了荒唐岁月中那段撕人肺腑的故事。

黄帅：过去是一座山，好大，好沉

“别人把我当作政治代名词，但我自己不这样看，我究竟是谁，我是卑微的？我是高尚的？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??我实在也讲不清楚多少政治”

沉默30年后，一本《黄帅心语》把她再次带到公众面前，当记者们要求采访的电话此起彼伏的时候，她依然如前言所写的，“惧怕记者”“拒绝记者”。

“对于在文革中受到精神创伤的人，你的书也许能安慰他们。”黄帅沉默了片刻，不再拒绝。就这样，记者在北京工业大学的办公室里，见到了一点也不帅的黄帅——粉色小外套，直直的披肩发，圆圆的眼镜，再加上嘴角浅浅的笑，眼梢淡淡的愁，她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清纯，简直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女性——但是，她的经历提醒我，她不在此列。

“宠辱不惊”，黄帅正在给朋友发邮件，这是邮件的主题，她说，“这是我一生都得修炼的主题，我一步一步在提高，希望读者能在书里看到。”

与痛为伴

正如此书的编辑丁山所言，“在黄帅的书里能看到隐隐的自虐倾向”，她常常诗意地写着亲情、友情，突然就笔锋一转，说起痛苦，说起“每隔一段时间，我总要莫名其妙地放下手中的一切，一心想陪伴一下心中的痛苦。”

那个痛苦到底是什么？对于“文革”，对于政治，书中几乎只字未提。面对记者的追问，她也只说，“离家破人亡，只差半步。”从12岁被捧为“小闯将”，到16岁被骂作“小爬虫”，她的青春期经历了太多宠辱，有些后遗症，比如恐高，注定不会好了。

高考前夕，是她最绝望的时候，那段时间，虽然患有严重的偏头疼和眼疾，但她希望痛苦干脆来得更猛吧，甚至盼着自己脑子出问题，糊涂了就不会感觉有痛苦了。

有一天妈妈不在家，只有妹妹在，她大喊了一句：“靠边，我要跳楼！”年幼的妹妹“唰”地一下就闪开了。她走到阳台，突然觉得不对劲儿，怎么姐姐要跳楼妹妹就让你跳啊？于是，她返回身来就把妹妹痛打了一顿。然后，紧紧地抱着妹妹痛哭，从此，她落下了恐高症。

给父母造成的伤害则是她的“痛中之痛”。

成名的时候，有太多的“叔叔”“阿姨”领着她走上历史的舞台，但是当黄帅落难后，那些过去推崇她，抬举她的人，批她的口号喊的最响，全部责任一古脑推到了她从事科学工作的父母身上。“太悲哀了，人性太悲哀了”，这是黄帅对命运的感叹。

黄帅觉得最对不起的人，是父亲。当年，他被定性为“敌我矛盾”，开除党籍，身陷囹圄，劳动改造。剃光头、挨批斗，人们以“文革”中的语言和方式发泄着对“文革”的怨恨，这个错误直到1981年，黄帅给胡耀邦写信之后，才得到纠正。

“我是一个被时代划伤的人。”年轻时代的她，无心打扮，无空玩耍，小小年纪就学会了“自觉沉重”。

愚女移山

“过去是一座山，好大，好沉，我背着这座山长大。”黄帅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来。

1979年她刚被北工大计算机系录取，第二天，舆论就展开了关于黄帅能不能上大学的争论。

1988年，黄帅随着“留学潮”自费赴日本留学，在日本，她获得了东京大学硕士学位，后进入日本三和研究所工作，并在1996年有了自己的儿子，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，她做了两年安逸的家庭主妇。

1998年，作为长女，黄帅选择了回家，在主动和国内联系后，母校北工大热情地接纳了她。刚回来那会儿，人家跟她聊天，总爱往人生、历史、民族，这些大的话题上扯，而她打心眼里不感兴趣。

2006年她出书了，《黄帅心语》不过是人生感悟的闲适小品，但媒体总要问她对于“文革”的反思。

“别人把我当作为一个符号，当作政治代名词，但我自己不这样看，我究竟是谁，我是卑微的？我是高尚的？我应该是不曾被评判的。别人期待我去讲历史，但是我脑子里的构成偏不是历史事件，我关心的是亲情，友情，这才是真正的我，我实在讲不清楚多少政治。”

新书出版后，面对太多关于往事的追问，黄帅无奈地说，“以后有什么话，看来只能写给自己了。”

别人提起旧事，她被迫回忆，殊不知，因为回忆，她可能一周、一天，或者数小时不能自拔。虽然恢复的时间在缩短，但当“过去”回来找她的时候，她只能在万籁俱寂的深夜，躲进“过去”哭泣。

从小学到现在，黄帅一直在写日记，虽然母亲曾经跪着求她不要写，虽然她也曾撕过烧过，但她不能停笔，因为“写着写着自己就释怀了，写着写着就可以放笔了”，日记是她的心理医生，她在诉说中，治疗了自己。

今天的黄帅，为父母的病焦虑着，为10岁儿子的聪明骄傲着，心甘情愿把自己融化在父母、丈夫、儿子、朋友们中，她觉得这才是真实的她。

黄帅平静说心语

很多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“黄帅”这个名字。她就是30多年前那场全国皆知的“小学生事件”的主角。最近，她因新书《黄帅心语》，再度引人关注。

1979年，黄帅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工业大学，在那里，过去的阴影渐渐远去，她享受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的快乐。1986年9月，黄帅东渡日本留学。1993年，黄帅获得东京大学硕士学位。1998年从日本回国，成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。

黄帅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从小至今，她的日记估计达到几百万字，然而存留至今的并不多，因为日记曾经惹来大祸。在她念大学时，有一次妈妈发现她仍在写日记，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，恳求她把日记烧掉，永远不要再写文章。在母亲的泪水下，她曾含泪焚化了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，也曾在撕了又写，写了又撕的日记本的首页写下了一个苦涩的名字“毕凡”（避免麻烦）。

直到后来留学日本后，她才重新拿起写日记的笔，再次记录自己的心绪。她给日本的一些华人报纸写稿，也一直坚持每星期给《北京青年报》写稿，这些日记和文章组成了《黄帅心语》约一半的内容。

现在的黄帅，闲暇时喜欢看中央十套的科教节目，或躺在床上听《百家讲坛》，每周末回娘家看望父母，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。“人到中年，我的心愿就是悠悠度日，希望自己的心灵有余量可以欣赏到周围美好的一切，而不要穿上红舞鞋，永远在旋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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